前兩天做了一件不符合自己個性的事──給一些facebook 朋友發了一個宣傳式的留言。我自己是不喜歡收到人家這樣的留言的，因此也想得出人家收到我的留言會有甚麼感覺。 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是認為一些朋友頗為關心羅孚先生，但後來細心想想，即使他們關心，也不一定喜歡你這樣在他們的facebook上留言。因此，在這裡向曾經給他們發過羅孚先生壽宴留言的朋友說聲對不起。 羅孚先生是我在新晚報時期的總編輯，他的栽培提攜是我終生不忘的。在我1979年末進入新晚報後，他的出現和以後被誣為美國間諜而困居北京十年，可說改變了我以後的生命軌跡。人生是那樣的奇妙，從我們在一山書店相遇開始，他就註定影響了我的後半生。 他困居北京期間，我正好有一段時間因工作常常來往北京香港，除了去探望他外，還不時幫他帶雜誌和朋友書信。他兒子為他寫自傳時，曾經問過我是否幫他帶過周作人手稿給北京的現代文學資料館，因為我當時的回憶只集中在羅先生困居北京十年期間，所以總是記不起是否帶過。最近看到書，我才記起來，那是羅先生仍在位新晚報總編輯時，我作為星海文藝副刊編輯，曾經把周作人書稿送到現代文學館，還認識了當時是館長的老舍兒子舒乙和編輯李今。 那天跟小思通電話，她提到我在新晚報的經驗也應該作為香港文學發展的印記，我後來想想，也是的。不說其他，單是香港文學三十年的座談會，就為香港文學史留下了不少珍貴的材料。 羅孚先生困居北京期間，我們見面頗多。後來他回到香港，之後短居美國，我們見面反而少了。我的性格不容許我趨炎附勢，羅先生回港後許多朋友都要見他，他那時也精力旺盛，應酬多，也常常寫稿。我在不少刊物中看到他的文章，間接也知道他的近況，也就較少主動去看他了。後來因為自己生活環境變化，過著幾乎隱居的生活，更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聯絡。 2006年「復出」後，我首先給羅先生寫了一封信，解釋為甚麼有一段日子沒去看他。那時候他已回香港定居，人也開始老弱多病，我去他家看他的時間也多了。尤其羅海星去世的那段日子，我們這些後輩都特別留心他的身體。 羅先生的回憶錄（其子執筆）出版後，一些評論覺得，他仍沒有將困居北京的緣由詳細披露，是為美中不足。我想，在羅先生心中，那也是一個心結，就是希望能夠得到官方的正式平反。 明年一月中是他的九十進二壽辰，我們一班後輩看到他近期心情愉快，也就商議為他搞一個比較盛大的生日宴，好讓他的朋友，或曾經在他被誣期間為他不平的相識或不相識者，一起為他慶祝。 下面轉錄我的新晚報舊同事、羅孚先生義女魏月媚發給我們的電郵： 年終將至，自然想到義父的生日臨近。 我跟身邊的朋友說，義父快足九十一歲了，年來經歷了重大的磨難，近日健康欠佳，不時見醫生，藥吃不斷。真想為他開個生日會，讓愛護他的摯愛親朋，給他點點鼓勵和溫暖。沒想到，建議竟一呼百諾。 昨天，跟我們的報，已經停刊的 [新晚報] 同事相聚，商議籌辦生日會的安排。我們的前輩同事梁羽生的女弟子楊健思也嚷著爭做籌委。 我們的前副總編輯鄭紀農說︰我們的羅老總交友廣闊，生日會要辦得熱鬧、溫馨。 朱昌民建議分工呼朋喚友。他和在座的李豐怡同是資深傳媒人聯誼會的理事，他倆負責聯絡相熟的會員朋友。昔日 [星海] 和[風華] 版的編輯馮偉才，負責聯絡作家。任教香港中文大學的楊健思，負責聯絡中大校中羅老總的友好。孔慶堂也透過個人網絡，將消息傳開。張志偉負責財政、訂筵席和宴會場務。我負責跟義母、海雷溝通和匯集出席者名單，協調編席等事宜。 生日會訂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在銅鑼灣廣場第一期四樓的煌府酒樓舉行。酒樓在地鐵站上蓋的建築物，交通方便，而且有升降機從地面直達酒樓。義父的輪椅上落也便利。 大家同意宴會不求奢華，著重歡聚。到賀者不必帶禮物，只需付個人餐費。餐費由張志偉控制在三百元內。實行"羅漢請觀音"。願意做羅漢的，都歡迎。 酒樓主廳有座鋼琴，主管說可以使用。楊健思立即說要讓他的兒子當天即席彈奏生日曲。 主管又說酒樓備播錄像、幻燈片設備。知海雷已編存部分照片資料，想稍加整理，到時可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