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香港大學的香港文學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從曹聚仁作品看冷戰時期(50年代)的香港文壇，港大幾個月前已出了論文合集，這裡刊出部份內容。（本文相信有助於理解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文化界的滲透工作。）

冷戰中香港文壇一景

　　本文不是研究曹聚仁當時的政治角色，所以不會再深入探討他在五十年代六次北上（有說不止六次），充當國共談判的媒人時的種種動作和言論。

前面我們提到，左右意識形態之爭在香港的激烈情況，下面我們再從曹聚仁的文章中引述一下，當時的冷戰文化鬥爭是以甚麼形式呈現出來的。

　　……大部份的反共文化宣傳，靠華盛頓方面的有力支持，除了美國新聞處所編刊的半公開書刊外（一部份由該處發行，大部份由該處收購了稿件，交由甲乙丙丁、任何出版社去發行。另外一部份便是美國國防部的遠東情報處），另一個則是自由亞洲協會（在美國），即如xx出版社和電影廠，便是該會付了一部份經費支持的。前幾月，左舜生到了台北，公開說香港的文化宣傳（出版事業），大由美國供給了經費才發展起來的，這是最真實的事實。[1]

上述這段話正反映了當時左右冷戰當中，雙方如何掌握和實行文化宣傳戰，並且還可以看到，在美元文化的支援下，香港文壇出現了甚麼樣的局面。

　　當時在香港出版的「反共八股」書刊，據曹聚仁的描述，單是自由出版社的，就有百多種，“後來自由亞洲協會所支持的AA出版社，UU出版社，又出了大量這類書刊，已出版的也有百多種，多由M新聞處以躉購方式作間接的支持。然而，這麼多書刊，就沒有一種值得看一看的……最大的緣由，及在於理論的空虛，與思想的混亂。”[2]

上面說的AA出版社，說的是亞洲出版社，UU出版社，則是友聯出版社，M新聞處，就是美國新聞處。至於以《國史大綱》為人注目的國學大師錢穆，曹聚仁推崇他的這部傑作，但認為他在香港為國民黨CC系寫的《文化學大義》、《中國社會演變》都是反共八股，是“立場全坍，無以自持其論了”。

這幾個機構在五十年代冷戰期間，在香港文壇中發生過甚麼影響，雖然已有不少文章談論過，但仍然不能說出個所以然，主要原因是上述機構的當事人，後來都諱莫如深，沒有清楚交代他們和美國人的關係，因此，我們唯有從曹聚仁的文章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再從另外的文獻中併貼出一個比較可信的圖景。

　　這一場文化宣傳戰中，美國人願意在遠東扮演主要的角色；他們袋中，帶了使遠東人眼紅的錢。因此，香港的文化人，就想盡一切方法，來打美國人的主意；這兒的口頭語為“撈”。華盛頓方面，究竟準備了多少錢，用到香港來呢？我們在幕外是無人知道的。不過，有一大筆錢，即是，沖繩島、琉璜島的剩餘物資，就在民國政府搬遷時期，給美國人拍賣所的一億美元，它們是準備用之於對中國的文化事務的。……那個XX亞洲協會的經常費用，便是從這兒來的，他們預定每一年度，在香港方面，使用六十萬美金。這個協會，準備對香港的學校、出版社、報刊一類的文化事業有所資助，因此，只要能出一個主意，疑出一個計劃，就是撈到美金的希望。這兩年來，一窩蜂似的，辦學校，弄出版社，出版期刊，就是從這一缸蜜糖誘導出來的。[3]

　　根據曹聚仁的說法，美國那邊派了一個人來，找到了新亞書院院長錢穆，由“張教授”（馮：疑為張國興）擬出計劃，美方給了他們六十萬美元，“於是最堂皇的出版社出現了”。

　　這個XX亞洲基金到底是甚麼來歷呢？曹聚仁雖然說出了部份源流，但它的輸送渠道如何？它的目的是甚麼？我們從另外的來源中找到：

　　在德蘇行動處成立後，並且牽涉入對朝鮮戰爭時，中央情報局正迅速擴展。由1950年的五千個僱員增加到1955年的一萬五千人，而且還增聘了數以千計的合約僱員和海外情報員。在這些年裡面，情報局超過一百億美元加強西歐非共產國家的運事力量；贊助全世界的政黨，設立自由歐洲電台以對東歐廣播宣傳，組織游擊隊入侵中國大陸，成立亞洲基金會……

　　……基金會的董事都經過精心挑選……它贊助學術研究，支持會議和研討會，主持學術交流計劃。它每年從中央情報局撥出共八百萬美元資助。雖然基金會大部份的活動都在合法倩況下進行，但情報局也利用它來作為隱蔽活動。例如派人滲入該會作為職員或會員，在各個亞洲國家發掘反共的學者，在整個亞洲散播對中國大陸、北越和北朝鮮的負面印象，並且選拔外國情報員和發掘新案子的負責人。雖然基金會的任務大都是作為隱蔽行動的掩護，但它的主要目的則是要宣傳和反共和親美思想。……[4]

　　正如曹聚仁說，“流亡在香港的文化人，大部份都很窮”，既然美國人拿出錢來領導文化宣傳，便一窩蜂似的寫反共八股了。這一類八股，因為要迎合美國人，“總是把自己寫作傳奇式的英雄，也正是英雄的傳奇，或是參加過二萬四千里的，或是到過延安一次的，本來是中共核心人物，後來，得了神靈或上帝的啟示，恍然大悟，於是成為反共的好漢了。”（曹聚仁還透露，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發表的《張國燾回憶錄》，也是美國人給錢寫的。）

　　除了基金會的錢，美國文化名人如哲學家杜威，中國名教授胡適等，在美國也搞了一個基金會，把不知從哪裡來的美元用來接濟香港文化人。當時，基金會的香港分會以歐懷國為委員長，為香港文化人登記。結果，“一登記，就有三萬多人來排隊，合格的有一萬九千多人，為了登記填表，幾乎鬧了大亂子。結果，真正得到救濟的，還是鑽石山派的文人，以丁XX為首的編譯組，左XX、易XX都曾領了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五百元的每月辦公費，以錢X為首的研究組，簡XX，劉XX、衛XX等七人，都按月領了九百元研究費，其他則收了五十種以上的稿子，出版了十多種新書。調景嶺王國的武人，先後領了一千多張入台證和一筆可憐的路費，相形見絀了”。[5]（曹聚仁雖沒有寫出全名，但今天我們都知道，那些文人是丁文江、左舜生、易君左、錢穆等人，當時他們是在為台灣工作，因此也就有份領救濟了。）

上面說的那些書稿，是怎樣送到讀者面前的呢？前面已經說過了，一部份由美國新聞處發行，大部份由該處收購了稿件，交由甲乙丙丁、任何出版社去發行。另外一部份便是美國國防部的遠東情報處。[6]

　　這種出版方式，是中央情報局的慣常運作。曹聚仁提到的一本當時很出名的The God That Failed的三種翻譯本，也是在中央情報局的精心炮製之下出台的。

　　在香港，有一種小冊子，是有三種譯本的：一種是華國出版社的《破滅了的信心》，一種是自由出版社的《自由的幻滅》，一種是友聯出版社的《坦白集》。……美國新聞處，為甚麼要把這一小冊子重新翻譯一遍，大量印送一回呢？因為這小冊子，和一般反共八股的小冊子大不相同，那幾位作者都是迷途知返的人，但一個現代中國人，對於歐美人士的所謂“迷途”，也還是模糊得很的。[7]

　　上述三個譯本的炮製過程，我們局外人不會知道，但他的原著英文版是如何出來的呢？卻幸好有人寫了書，把真相揭露出來。從中，我們知道，中央情報局的製造工廠，如何把反共文人連結起來，為他們効力。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的啟示

　  2000年，美國出版了一部新書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York:The New Press，中譯本《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版公司，2002)，立即震撼了歐美文化界。因為裡面揭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尤其是它如何利用和收買文化人，以達到它的反共宣傳目的。在書中，涉及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文化名人之多，令人大開眼界，其中包括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e Malraux)，美國新保守主義大將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哲學家、社會學家伯林(Isiah Berlin)，文化評論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文學批評家楚林夫婦(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美國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詩人艾略特(T.S.Eliot)、奧頓(W.H.Auden)和洛威爾(Robert Lowell)；小說家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奧威爾(George Orwell)、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等。

上述那些文化界名人，有的並不知道自己被捲入中央情報局的陰謀，只是用了中央情報局提供的頭等機票去開一些文學或文化研討會，而開會的地點是風景優美的渡假勝地。但有些人卻是十分清楚，那些會議都是中央情報局組織的，其目的是反共宣傳，當然他們也知道會議的資金來源，如小施萊辛格、伯林、馬爾羅、貝爾、胡克、楚林夫婦。至於那些聲稱自己不知道的人，從作者對第三者的訪問中，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們也是知情的，只是為免自己的形象受損，才予以否認。

書中還透露，為了對抗蘇聯集團共產主義國家，中央情報局至1953年止，已成功操縱或影響了涉及所有領域的國際組織。甚麼“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爭取自由歐洲委員會”、“國際婦女委員會”、“全（美）國學生協會”、“世界青年大會”、“國際自由記者聯合會”、“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其他如《時代》雜誌、“國際筆會”、“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涉及中央情報局的“工作”。而原屬於聯合國組織的“國際筆會”，更是被中央情報局“騎劫”，長期以來作為右派作家反共宣傳的平台。[8]

此外，涉及的基金更是多不勝數，著名的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卡內基基金外，對中央情報局更是言聽計從，中央情報局不但通過這些基金資助反共勢力，而且還給情報人員提供掩護。此外，至少還有一百多家中小基金會也在為中央情報局服務。1963—1966年三年間，就已經有164個基金會，為多達700個項目提供資助，平均每個項目都在10000美元以上，而這些基金的錢，也都是或明或暗地由中央情報局通過各種渠道“捐獻”出來。

　　說了上述的背景資料後，我們回到1949年出版的The God That Failed這本書上。這本書是以現身說法的形式論證共產主義理念已經失敗的文集，與中央情報局關係密切的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是促成本書出版的關鍵人物，他跟中央情報局心理戰執行部的德國主管克羅斯曼商談後，這本以理想幻滅為主題的書就組織起來了，六位撰稿人都是曾經加入共產黨，後來退出的名作家，除了凱斯特勒外，還有法國小說家紀德(Andre Gide)，英國詩人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意大利小說家西洛尼等。《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寫道：

　　“上帝失敗幫”已被中央情報局用作一個專門名詞，按一位官員的解釋，這個名詞指的是，“一群幻滅的知識分子，或者是一群可以使之幻滅的知識分子；或者是一群還沒有一定立場的但是在其同輩中的某種程度的影響下會自主選擇立場的知識分子。”[9]

　　這部書通過美國政府屬下的美國新聞處，向全世界發行。“《上帝的失敗》這種特殊的背景說明了它既是知識界的一本著作，也可以說是情報部門的產物。”[10]

　　《上帝的失敗》出版的內幕，曹聚仁當時並不知道。但美國新聞處的大力宣傳和免費送出的這些動作，他看在眼裡自然知道是怎麼回事。

罪咎感與懺悔意識

前面說過，《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涉及不少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那些名人無論是否在事前知道中央情報局與他們的關係，但當事件被揭發後他們都負有某種罪咎感。究其原因，自己的言論被情報組織利用作為政治宣傳工具，不是一件光采的事。正如英國詩人斯彭德，他曾經當了“Encountor”的主編多年．當發覺這本雜誌竟是由中央情報局在幕後操控，他便馬上辭職。當時有人問他：你當編輯時人家沒有左右過你的編輯方針，為甚麼要辭職？斯彭德回答說：在英國，一個國會議員在國會上如果牽涉到一些他個人利益時，是要詳細交代的，而他的處境，就好像面對一個欺騙他的國會議員。所以．為表清白，他不得不辭職。